母亲提出，女儿应放弃工作以照顾她，并为此提供了490万元作为补偿。然而，因租赁纠纷，母女关系恶化，导致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裁决女儿须退还480万元。

一场关于亲情与责任的法庭对决正在上演：一位母亲，为了得到女儿的照顾，付出了490万的代价，却因租金问题与女儿对簿公堂。

2023年12月21日，靳某与女儿吕某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写道：“鉴于我年龄和健康原因，急需有人照料，于是与女儿吕某协商，让她辞去广州的工作回北京。双方达成一致，将出售位于西三旗某小区的两居室所得的490万元房款全部给予吕某，作为她辞去工作后无收入来源的补偿。房款已全部支付。吕某作为我的监护人，应承担赡养责任，支付我的一切养老费用，包括住院医疗费、房租及其他合理开支，直至我去世。去世后的丧葬费用也由吕某承担。本协议不得单方面解除。”

然而，靳某却反悔了，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与吕某签订的协议，并要求吕某返还490万元。在庭审中，靳某表示，2021年4月，她出售了自有房屋，售房款共计490万元，其中480万元及10万元已分别支付给吕某。吕某承认收到490万元后用于购房。

靳某声称，这份协议是由吕某起草的，由她签名盖章。她认为吕某未履行赡养义务，因此请求撤销协议。而吕某则表示，自2021年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她独自居住，平日为靳某购买食品、衣物、支付房租，负责靳某生病、住院、请保姆等费用，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吕某提供了靳某的遗嘱，证明靳某同意将房产给吕某，且未约定将理财利息给靳某。靳某的遗嘱和协议均证实靳某让吕某放弃工作，回来照顾她，并未威胁或胁迫靳某，是靳某主动提出的。她还提供了转账记录，证明她从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为靳某支付的位于石景山房屋的租金。

然而，靳某却提供了与吕某之间日常沟通的微信记录，证明吕某未对其进行赡养。吕某则提供了刘某的证词，证明靳某在养老院居住了5个月，并一次性支付了20万元养老院费用。

这场关于亲情与责任的较量，最终由法院作出判决：女儿吕某应履行约定的赡养责任。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赡养义务和亲情关系的思考。二审终裁，女儿须归还480万。回顾一审之判，靳某与吕某于2023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中，靳某慷慨地将售房之款490万元托付于吕某，其前提是吕某需肩负起靳某的养老重任，包括但不限于房租等日常开销。鉴于吕某身为靳某的亲生骨肉，依照法律，她理应承担赡养之责；同时，作为协议的一方，吕某亦肩负着履行赡养承诺的重任。吕某需出示有力证据，以证明其已尽到了一般社会标准下的赡养义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吕某未能拿出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应尽的赡养责任。现有证据表明，吕某因靳某未能退还养老院费用，导致其未能按时支付上庄房屋的第二、第三季度租金。法院综合靳某与吕某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吕某的行为已构成对赠与人的赡养义务的违反，故此，法院支持靳某撤销2023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并支持其要求吕某返还490万元的诉讼请求。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解除靳某与吕某于2023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吕某须全额退还靳某490万元。

在一审判决揭晓后，吕某对此判决不服，遂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靳某实际支付给吕某的金额为48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依据协议内容，吕某有义务对靳某尽赡养之责，并承担全部养老费用。然而，吕某在支付养老费用过程中，未能履行支付房屋租金的义务，违反了赠与合同中的约定，靳某请求撤销赠与，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支撑，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返还款项的认定存在偏差，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吕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吕某应返还靳某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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