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数意外迎来回升

婚姻与生育，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更是国家层面的重大议题。

最近，民政部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人数达到353.9万对，而离婚人数为133.1万对，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10.9万对和5.7万对。

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的结婚登记数仅为610.6万对，创下了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在历史最低点之后，结婚人数意外地出现了回升，预计2025年全年结婚人数将实现正增长。

这一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它是否能够推动出生人口的回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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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结婚人数会突然增加？

在今年第一季度，结婚人数还呈现了下降趋势，延续了之前的下降态势。然而，到了第二季度，结婚人数却突然大幅增加，这一现象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

根据往年的经验，第一季度通常跨越春节，历来是全年结婚的高峰期；而第二季度由于外出务工和缺乏长假，通常被认为是结婚的低谷期。

然而，今年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第二季度结婚人数激增26.9万对，不仅抵消了第一季度的下降（减少了15.9万对），还使得上半年总计增加了10.9万对。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包括“双春年”等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去年为“无春年”，而今年则是“双春年”，根据民间传统，“无春不结婚”、“双春结二婚”的说法影响着人们的婚姻选择，不论是否信仰，这种说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的结婚决定。

因此，今年结婚人数的增加，部分原因是去年推迟的结婚计划，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第二季度结婚人数会突然激增。

相较文化习俗因素，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结婚正逐渐进入“零门槛”时代。

近期，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推出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取消户口本”的措施。

取消9元结婚登记费之后，此举被视为进一步推动婚姻登记便捷化的重大举措。自那时起，结婚过程变得更加顺畅，政策层面上的障碍不复存在。

全国通办政策的实施，使得新人无需再回到原籍地，打破了地域和户籍的限制，以前必须在一方户籍地办理的婚姻登记手续已不再必要。

不再需要户口本，意味着只需一张身份证，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完成婚姻登记，以往因家庭反对或彩礼问题而受阻的情况已经不再发生。

甚至音乐节也成为了婚姻登记的新场所。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在音乐节现场设立服务点，提供现场婚姻登记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新政策的实施时机非常恰当，5月10日出台，紧接着就是结婚高峰期的520，政策的推动作用迅速显现。

这一趋势在广州等人口流动大市尤为明显。今年第二季度，广州的结婚对数同比增加了7471对，增速达到39.9%，其中大多数是跨省市的登记人员。

结婚被视为生育的前奏，因此结婚人数一直是预测出生人口的先行指标。鼓励结婚也就是鼓励生育，去年的结婚人数直接影响到今年的出生人口。

当然，政策所提供的只是松绑，类似于放开生育初期的补偿效应，能否持续，能否真正扭转婚育意愿下降的现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关于离婚人数的增加，今年上半年，不仅结婚人数有所增长，离婚人数也出现反弹，增幅（4.5%）甚至超过了结婚人数的增幅（3.2%）。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结婚人数包括了初婚、再婚甚至三婚，而离婚数据仅包括登记离婚，不包括诉讼离婚。最近，官方发布了2024年的统计公报，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351.3万对，据此推算，真实的离结比为57.5%。

根据统计，351万对夫妻选择了离婚，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的有262.2万对，法院判决和调解的有89.1万对。

回顾过去，全国离婚人数曾大幅减少，离结比也创下历史新低。然而，近两年这一趋势开始逆转，原因是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婚冷静期政策的效力减弱。

虽然结婚门槛较低，但离婚却受到限制。自2021年起实施的30天离婚冷静期，即便双方同意离婚，也必须等待30天的冷静期。

这一政策的影响导致2021年和2022年离婚人数大幅减少，从最高峰的470万对降至284万对，回归到十多年前的水平。

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离婚冷静期虽然减少了“冲动离婚”，但对于因感情破裂或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情况，却产生了反效果。

这一点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协议离婚的比例有所下降，但诉讼离婚的比例却从24%上升到28%。

正如人们不会因为结婚容易而轻易结婚，同样也不会因为离婚困难而退缩。

相比政策，婚育环境的变化更为关键。

结婚面前存在的难题包括高昂的婚姻成本和单身社会、低欲望社会的流行。

类似地，离婚率的上升既反映了从集体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结构变化，也体现了“凑合过”、“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等传统观念的崩溃，以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实际上，相比于离婚率的回升，更应关注的是结婚率的持续下降——

如果连结婚都不愿意，自然就不会有离婚的可能，更不用说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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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婚”与“催生”现象已成为一项国家级战略。

婚姻与生育，不仅关系到家庭的重要事务，更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它们既关联到个人的幸福，也关系到人口代际更替、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消费刺激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因此，从国家到地方层面，都将婚育问题视为“头等大事”，而“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则被视为最高层级的“关键工程”。

就在近期，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正式公布，规定一孩、二孩、三孩家庭每年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岁。

正如《国家级“催生”》一文所述，这堪称前所未有的举措，也是国家首次对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补贴。

尽管补贴数额存在一定争议，但它标志着从放宽生育限制到全面激发生育潜力的转变。

实际上，促进婚育不仅仅是单一政策的实施，而是一系列经济、服务、时间、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支持措施。

在婚育休假方面，全国已有28个省份明确规定了婚假延长至最高30天，产假普遍延长至158天以上，同时配偶陪产假约为15天，父母育儿假则从5天到20天不等。

在教育领域，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了推进学前免费教育制度的计划，预示着12年免费教育体系即将建立，目前尚未包括高中教育。

在政策制定方面，除了实施无门槛婚姻登记外，许多地区开始放宽对未婚生育的限制，生育登记不再受婚姻状况的限制，新生儿落户也不再以结婚证为必要条件。

在财政补贴方面，无论是之前实施的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还是这次的育儿现金补贴，都反映出一种新的政策共识：对有孩子的家庭实施全民补贴。

然而，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不会一蹴而就，寄希望于通过一两个政策就能迅速改变婚育状况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

促进婚育，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还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其目标不在于彻底逆转现状，而在于提供支持和缓冲，通过时间的积累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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