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剑桥大学的才女，拥有选美佳丽的荣耀，然而，在母亲的强烈影响下，她选择了拒绝化疗，最终在23岁这一年，因癌症离世。

在2024年7月的一个明媚日子里，23岁的Paloma Shemirani在医院的病床上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此前她曾陷入长时间的昏迷。

尽管她原本有高达80%的存活机会，但她选择了放弃治疗。她听从了母亲的建议，转而采取了一种未经医学验证、且可能存在致命风险的“自然疗法”。

就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生命，最终在她的至亲之人的指引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Paloma诞生于英格兰东南部萨塞克斯郡的阿克菲尔德镇，是这个家庭中四个孩子中的一员。

她是一位在任何聚会上都能迅速被辨认出的女孩：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眼中流露出温婉的气质。

这一点并非虚言，Paloma的美丽是有目共睹的。她曾获得选美皇后称号，并且进入过2019年布莱顿小姐选美大赛（Miss Brighton）和2021年英国环球小姐选美大赛的决赛。

更为出色的是，Paloma在学业上也表现出色，高中毕业后成功考入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学科。她对文学情有独钟，并立志投身出版行业，创办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

在璀璨的光环背后，Paloma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黑洞——她的成长环境极为特殊。

这主要源于她的母亲，Kate Shemirani，她曾是英国备受争议的“阴谋论网红”之一。

Kate起初是一名护士，后来投身美容针剂行业，最终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自然疗法女神”，并成为英国反疫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

她声称新冠疫苗中包含“恶魔元素”，是“大重启计划”中的生化武器。她把口罩称作“奴役工具”，指责医生为“纳粹帮凶”，并呼吁大众“推翻医疗体系”。

正因这些极端观点，她在2021年遭到了英国护理与助产士协会执业资格的吊销。

早年，她和前夫便开始向孩子们传播各种奇异的观念：诸如王室其实是会变化的蜥蜴人；911事件是内部阴谋；Wi-Fi能损害人的大脑；5G技术与病毒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计划建造太空站以实施“末日”计划……这些言论成为了孩子们每日往返学校的“随身广播”。

尽管这些观点显得非常荒诞，Paloma的哥哥Gabriel回忆道：“那时你还是个小孩，自然会对父母的言辞深信不疑，觉得那些就是‘事实’。”

而Kate对Paloma的影响尤为深刻。她无法像哥哥们那样与母亲完全断绝关系，反而不断努力“讨好”并“赢得她的爱”。

哥哥Sebastian评论说，“她总是尽力取悦，她渴望得到母亲从未真正给予的关爱。”

在2012年，Kate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尽管她经历了包括肿瘤切除和乳房重建在内的手术，但她却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她的康复得益于所谓的“格森疗法”——一种极端推崇全植物饮食以治疗癌症的伪科学方法，以及注射维生素和槲寄生等补充疗法。

她并未使用“痊愈”一词，而是声称“我清除了癌症”。

她还在推特上发文称：“我依然健在，生活得很好。那些化疗药物（你们所谓的毒药）应该被丢弃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你们这些所谓的杀手。”

她的所谓“抗癌胜利”不仅加剧了她对现代医学的抵触情绪，而且为Paloma未来对医学的怀疑主义奠定了基础。

Paloma的高中同学Chantelle回忆道：“她坚信防晒霜会引发癌症，因此从未使用。结果在学校里，她遭受了严重的晒伤。”

在2019年，Paloma成功被剑桥大学录取，仿佛终于获得了逃离现状的契机。

表面上，她显得更加独立，甚至开始尝试吃肉，使用含氟牙膏，结识新朋友，并拥有了一位温柔善良的男友Ander。她的生活似乎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每当她回家，母亲总会将她重新拖回痛苦的深渊。

她发给男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她总是对我恶语相向，我只能坐在那里，一边忍受着辱骂，一边默默流泪。”

“她动手打我，我无法承受，我决定离开。”

她向母亲发送了一条告别的短信，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再也不会让你进入我的生活了。每一次你的介入，都让我再次受到伤害。”然而，仅仅一周后，她便无法抗拒地重新与母亲取得联系，因为她无法割舍那个总是操控她情感的人。

到了2023年的年底，Paloma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便开始频繁出现胸闷和气喘的症状。她和男友Ander一同前往Maidstone医院就诊，当时医生怀疑她可能患有淋巴瘤。

即便如此，她还是风趣地为即将诊断出的肿瘤取了个名字——“Maria the Lung Mass”（肺肿块玛丽亚），她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别人为她担心。

然而，在2023年12月22日，最终的确诊结果揭晓——非霍奇金淋巴瘤。这是一种发展迅速但治疗效果良好的血液癌症。医生向她透露，如果她能立即接受标准化的化疗，她有80%的生存机会。

Paloma心中充满了矛盾与恐惧，尽管她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和谐，但她仍渴望得到她的支持。

于是，她决定联系母亲，打算向她透露这个消息——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仅仅在Paloma住院的短短两天后，她的母亲Kate便给她的男友Ander发送了一条短信：“请转告Paloma：不要签署任何文件，也不要口头同意接受化疗或其他治疗。”

在那时，Ander与医疗人员就Paloma的忧虑进行了探讨，他们忧虑母亲对Paloma的影响，同时亦相信她有权力做出自己的选择。

为了获得指导，Paloma联络了母亲的前任伴侣，一位采用非传统医疗方法的专家——Patrick Vickers。

当Paloma询问医生们提及的化疗能够带来“80%的治愈概率”这一说法时，Vickers却认为这过于“夸张”，并建议Paloma尝试格森疗法，若六周内病情未见好转，那么可以考虑化疗作为备选方案。

Paloma此刻正忧虑于化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包括疲劳、恶心、脱发，以及可能对生育能力的影响。因此，她立刻做出了决定：她选择暂时不进行化疗，而是先尝试格森疗法。

在12月23日，Kate给Ander留下了一条语音信息，要求他驾车送Paloma回家，并告知她已经为Paloma预约了医生。

面对这一请求，Ander无力反驳，他认为：“Paloma要么抗争，要么逃避，但她只是希望被照顾，她不想做出那些艰难的选择。她妈妈的出现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最终，Paloma拒绝接受化疗，搬至母亲家中，开始了包括咖啡灌肠和果汁排毒在内的“治疗”行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Paloma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在视频通话中，Chantelle目睹了这一情况：“她提到腋下出现了新的硬块，她母亲解释说那是毒素正在排出。”

尽管Paloma已经失去了控制排便的能力，但她依然执着于“自然疗法”。

她与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也不接受他们建议她去看医生。有时，她会说：“再有人提这些，我就把他们从好友列表中删除。”

所有试图劝说她重新考虑治疗的人都被她视为“负能量”，并逐渐与她疏远。

在这个时候，Gabriel注意到妹妹的状况日益恶化，于是启动了法律程序，旨在为她争取一次“治疗评估”。

他并非意图侵犯她的自主权，而是期望能够引入专业的医疗团队进行重新评估，并至少再次尝试劝说治疗方案的改变。

然而，在法庭审理开始之前，Paloma的状况急剧恶化。

2024年7月，由于肿瘤引发的心脏骤停，她被紧急送往医院。

数天后，医生向家属传达了消息：Paloma的脑部损伤严重且无法逆转，生命维持治疗已被终止。

Gabriel，她的哥哥，从律师那里接到电话，被告知妹妹已经去世，他在电话那头无法言语，“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活活烧灼，每次说出口她已离世，都感觉像被撕裂一般。”

Paloma去世后，她的母亲Kate并未保持沉默。

她公开发声，指责NHS“夺走了”她的女儿的生命，称女儿是因“注射了12倍剂量的肾上腺素”而丧生，指责所有医生为“凶手”，并声称医院正在掩盖真相。她表示将“以Paloma的名义”对NHS提起诉讼。

在个人网站上，她以Paloma的身份进行筹款和销售营养品，同时以“天然护士”的身份推出价值195英镑的定制治疗方案。

她宣称：“她的死因是‘毒药’，而非癌症。”

她还写道：“她的脑部在我面前逐渐被破坏。”

然而，医院的记录中并未发现任何证据来证实她的说法。

相反，她的哥哥Sebastian坦率地表示：“我妹妹的死因是我们母亲的信仰。我不希望其他人遭受我们经历的痛苦。”

文章来源：尔德资源分享网 https://edvjj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