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少林寺1500年真实历史

在远离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描绘中，少林寺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它坐落在嵩山深处的这片土地，见证了1500多年的风风雨雨，承载着“寺以武名，武以寺显”的盛誉。近期，少林寺因释永信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对于这座古刹的认知，往往还是停留在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武侠故事和影视作品里。那么，真实的少林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追溯至北魏时期，少林寺的创立与一位名叫跋陀的高僧密不可分。这位来自西域天竺的僧人，因其深厚的道业而受到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敬仰。公元495年，即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令在嵩山少室山阴建立少林寺，寓意“少室之丛林”，供跋陀居住，一切生活所需均由官府供给。跋陀在少林寺弘扬的是小乘佛教，又称“希那衍那”，这是佛教早期的重要流派，主张“我空法有”，强调个人的修行和解脱，追求出世的理想，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存在一定的隔阂，因此未能成为我国佛教信仰的主流。

然而，与跋陀所传的小乘佛教相对的是大乘佛教，又称“摩诃衍那”，其核心理念是“我法俱空”，主张普渡众生，将出世间和入世间理念完美结合。大约在少林寺建寺三十年后，中国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来到了嵩山，他将大乘佛教发扬光大，使得少林寺成为了禅宗的重要发源地。

达摩，即菩提达摩，据传是释迦牟尼弟子迦叶的嫡传徒孙，从迦叶至达摩，共传承了二十八代。梁武帝萧衍听闻达摩的大名，于大通元年（527年）将他迎至金陵，亲自接见。萧衍对佛法极为虔诚，曾多次修建寺庙、抄写经卷、布施僧众，自认为功德无量。然而，当萧衍询问达摩关于修行之功德时，达摩却回答：“并无功德。”萧衍不解，追问原因，达摩解释道：“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意思是这些行为只是表面功夫，追求回报，对修成正果并无实质性帮助。梁武帝与达摩在修行观念上的分歧，使得达摩最终选择悄然北上，传说中他甚至能脚踏苇草渡江，留下了“一苇渡江”的神奇传说。嵩山少林寺，这座古老的佛教圣地，见证了达摩大师后半生的修行历程。他在寺内西北的五乳峰石洞中，面壁九年，潜心参悟佛理，最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达摩将心法传授给了弟子慧可和道育，他们的修行之地因此得名“达摩洞”。达摩圆寂三年后，北魏使臣宋云在归国的途中，竟看到了达摩手提一只鞋，孤独地走向西方。宋云询问达摩去向，达摩淡淡地回答：“向西天去。”宋云将此事禀报给魏孝明帝，孝明帝下令打开达摩的坟墓，却只发现了一只鞋。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殿门对联“在西天二十八祖，过东土初开少林”，正是对达摩毕生功绩的深刻概括。

“正宗”一词，在今日被广泛使用，而其起源，最早却是禅宗用来称呼达摩所传的嫡系宗派。达摩传法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强调法即是心。经过慧可、僧璨、道信等数代传承，禅宗在第五代传人弘忍门下分为北宗神秀、南宗惠能二派。北宗主张“渐悟”，即通过守心修持逐步领悟；南宗则主张“顿悟”，即直接洞察心源。相传神秀曾在壁上题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在厨房做工的惠能听后，也即兴诵一偈，因不识字，便请人代为题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偈的主旨，恰是禅宗南北二派修持方式的鲜明对比。最终，惠能的偈得到了弘忍的认可，他将衣钵传给了惠能。唐代中期后，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禅宗在中土佛教的日益壮大，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其地位自然无可撼动。

在后世传说中，达摩不仅被尊为禅宗的开创者，还被奉为少林武学的创始人。著名作家金庸在其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中，将达摩所著的《易筋经》描绘为少林派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令武林人士向往不已。这一设定并非金庸独创，早在清代的小说中，易筋经已被作为武功秘籍的代称。如《儒林外史》中，秦中书介绍武林高手凤四老爹时，便提到：“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而且一部《易筋经》记得烂熟。他若是发力，哪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也会毫发无损。”实际上，《易筋经》的内容在现代看来，并不神秘。它主要以伸筋拔骨的运动方式为主，通过运气吐纳来疏通经脉，与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健身气功类似。在少林寺的历史长河中，“达摩创易筋经”的说法颇具神秘色彩。据说，达摩祖师圆寂多年后，僧人们在祖师面壁的地方挖掘出一个铁盒，盒中藏有《易筋经》和《洗髓经》两本秘籍。这两部著作后来被唐代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所推崇，并为它们各自撰写了序言。然而，在禅宗的典籍中，却并未记载这两部著作的出处。实际上，它们的内容与佛教的关联似乎不如与道教的导引、吐纳之术来得紧密。宋代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中已有“易髓”、“易筋”等词汇的记载。在《易筋经》中，记载的十二势中，第一势名为“韦驮献杵”，但韦驮作为寺院护法神的形象，是在唐初才被正式确立的。清代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两部“秘籍”实际上是明天启四年天台紫凝道人宗衡托名达摩所作，而李靖、牛皋的序言亦出自他的手笔。这一观点在学界已得到广泛认可。现代也有研究认为，尽管易筋经并非少林寺首创，但其在少林寺的传播和修习，对于缓解打坐引起的气滞血瘀有着显著效果，因此少林寺与易筋经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少林寺自创建以来，历经兴衰，其寺名也曾多次更改。在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寺庙因其免除赋税、劳役的特权而吸引了大量百姓出家，甚至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曾下令灭佛，少林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塔毁像融，经焚僧散。然而，在周武帝去世后，继任者周静帝宇文衍下诏恢复佛道二教，于大象二年（580年）重立少林寺，并更名为“陟岵寺”。隋朝建立后，少林寺恢复了旧名，并得到了朝廷的赐田。隋朝末年，战乱频仍，少林寺僧人为了保护寺产和自卫，形成了习武的传统。

少林拳法是在吸收民间多种技击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内流传的拳谱记载了708套功夫套路。在佛教戒律的约束下，少林寺将禅宗心法与武学相结合，实现了借武悟道、身心同修的境界。其中，少林棍法更是享有“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的美誉。相比刀枪剑戟等锋利武器，木棍作为钝器，更适合佛门中人使用。相传，跋陀的弟子僧稠在山中曾用手中的锡杖分开相斗的二虎，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少林棍术的起源。河南巡抚程绍在明天启五年观演少林武僧表演后，曾题诗赞美：“暂憩招提试武僧，金戈铁棒技层层。刚强胜有降魔力，习惯轻挟搏虎能。”这首诗不仅展现了少林棍法的精妙，也体现了少林寺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武术的瑰宝——少林功夫，见证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兴衰更迭。少林寺，这座坐落在河南省登封市嵩山腹地的千年古刹，屡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武学实力，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敬佩的“少林传奇”。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为《少林寺》的电影横空出世，它以少林寺为背景，讲述了“十三棍僧救唐王”的英勇故事，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这部电影的主角觉远，正是被塑造为十三棍僧之一。虽然“棍僧救李世民”的故事后来被证实为后人的虚构，但少林寺僧确实在唐朝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

据《秦王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书》所载，这可能是李世民的亲笔信，信中对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协助唐军里应外合夺取轘州城、打败王世充的少林寺僧人给予了高度赞扬。信中提到，少林寺僧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僧人则不愿离开少林，继续修行。唐朝廷为此赏赐少林寺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并特许少林寺训练五百僧兵。少林寺因此声名鹊起，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其占地广阔，房屋众多，为少林功夫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唐朝到明朝，少林寺的武僧们凭借着卓越的武艺，多次为国家的安宁立下汗马功劳。明代，少林僧人周友在正德年间协助镇守山西、陕西边防，后来又远征云南平叛，屡建奇功，被誉为“三奇和尚”。周友圆寂后，朝廷还特意赐予他“天下对手，教会武僧”的美誉。

在明代中后期，倭寇多次侵扰东南沿海，少林僧人被朝廷至少征调六次，其中不乏英勇捐躯者。《僧兵首捷记》记载了嘉靖三十二年少林武僧天员等人在翁家港之战中英勇抗击倭寇的事迹，他们手持特制的铁棍，如同挥舞竹杖一般自如，令倭寇闻风丧胆。《上海掌故丛书》中也描述了少林僧人用铁棍的威猛，这种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但少林僧人却能运用自如。

明代诗人袁宏道在《山中逢老衲少时从征有功者》一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时曾在战场上英勇无敌的少林武僧的形象。即使年事已高，他仍然带着铁杖，豪情不减，这首诗不仅展现了少林武僧的英勇形象，也传递出他们对武术的执着与热爱。少林寺，这座武术的圣殿，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它独特的光芒。清代时期，历经战火纷飞的少林寺逐渐显露出衰败之象，昔日的辉煌不再，其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然而，即便如此，少林寺依旧留下了众多帝王的足迹。康熙皇帝亲自挥毫泼墨，为少林寺题写了匾额，彰显了对这座古老寺庙的尊重；雍正皇帝更是下令修缮少林寺，不惜耗银九千两，以期恢复其往日的雄风；乾隆皇帝更是亲临少林寺，不仅留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更将少林寺的名声推向了新的高峰。

然而，在清代，官方严格禁止民间私自习武，这使得少林功夫只能秘密传承。在少林寺千佛殿的地面上，至今仍保留着四十八个足印磨出的“站桩坑”，这些坑洞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传奇。据传，这些坑洞正是寺中僧人为了不被清廷发现，坚持在夜间练功的见证。他们不畏强权，坚守武学传承，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随着少林功夫在民间秘密传播，清代涌现出了多个武术门派，这些门派或直接源于少林，或以少林之名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些武术门派为后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使得少林功夫成为了中国武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清代少林寺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武学传承，至今仍激励着无数武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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