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度揭开神秘面纱，我国自主研发的歼-9战斗机正式亮相，开创了国产战斗机发展的新纪元。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代号611所，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重要成员，其名字在中国航空史上熠熠生辉。这里不仅是歼-10、歼-20等多款“明星”战机的摇篮，更是无数科研人员辛勤耕耘、不断突破的象征。每当提及成都所，军迷们总会心生敬畏，它不仅是中国军工的神秘之地，更是充满无限惊喜的科技殿堂。

歼-10CE在外军空战中一鸣惊人，其辉煌战绩再次将成都所推上风口浪尖。这背后，是成都所科研人员半个世纪以来不懈的努力和自主创新的精神。近日，《环球时报》记者有幸专访了多位参与先进战机研制的科研人员，他们倾情讲述了成都所如何“书写”一部跨越半世纪的中国航空科技自强史诗。

走进成都所，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科技世界。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从歼-10到歼-20，每一款战机的研发都凝聚着成都所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他们以严谨的态度、精湛的技艺，不断挑战技术极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科研人员们秉持着“航空报国、科技兴军”的信念，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他们不畏艰难，敢于创新，以卓越的成果为祖国争光。正如一位科研人员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战机翱翔在世界的蓝天上，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卫士。”

在成都所，每一款战机的研发都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与改进。从设计到制造，从测试到服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战机的性能和可靠性。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正是成都所能够在航空科技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

如今，成都所正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为实现我国航空强国的梦想而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成都所的科研成果将为祖国的蓝天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首度揭开神秘面纱！歼-9战机，中国航空史上的“鸭式布局”先驱

在众多中国军迷的憧憬与好奇中，一款名为歼-9的神秘战机一直是谈论的焦点。这款未曾公开露面的战机，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更被认为是中国歼-10战机的孕育之作。在《环球时报》的独家采访中，记者深入挖掘了歼-9战机的传奇故事，揭示了其背后成都所（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自强不息与技术创新。

1970年5月，一辆承载着300多名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神秘专列，悄然从沈阳出发，向南驶向成都。这趟专列的使命，是为了推动歼-9战机的研制工作，而这群人，便组成了著名的“歼-9大队”。抵达成都后，他们入驻了原空军028航校旧址，这里也成为了成都所的诞生地。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为了成都所全体人员的宝贵财富。谢品，一位亲历建所初期的老同志，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慨万分。他说：“为了改善生活，我们种过水稻、油菜、红薯，连住房不足时，也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建造房屋。”

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成都所还面临着科研设备的严重不足。谢品回忆道，他曾带领设计人员和工人，跑到成都滑翔机厂寻求帮助，共同制造风洞模型。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都所的全体人员一边建设，一边生产，一边科研，全力以赴地推进歼-9战机的研制工作。

尽管由于种种现实因素，歼-9项目最终未能实现飞上蓝天，但成都所和我国航空工业却因歼-9的研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成都所的科研人员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歼-9留下的第一笔财富，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鸭式布局”。在歼-9战机的技战术指标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面对严格的指标要求，成都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无尾飞机的机翼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此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这个方案，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鸭式布局”。

谢品自豪地表示：“这一布局在我国尚属首例，即便是在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未曾尝试过。当时国际上类似的设计仅有瑞典的萨博-37，但它的鸭翼是固定的，而我们的是完全独创的。”

尽管歼-9的研制工作最终被迫中止，但“鸭式布局”却得以在歼-10、歼-20等后续型号上传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歼-9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我国科研团队取得了第二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拦射武器系统”。据该所科研人员介绍，在那个时期，美国、苏联等航空技术领先的国家已经开始向“超视距空战”这一战略转变。成都所的团队在致力于歼-9的研发过程中，为其量身打造并配套了这一先进的“拦射武器系统”，使其成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系统。

谢品博士指出：“作为后起之秀，我们通过这一步探索，为后续的‘超视距空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些关键的研究成果，歼-10总师宋文骢曾感慨地说：“没有歼-9作为坚实的基石，就不会有歼-7Ⅲ，更不会有后来的歼-10！”

传奇缔造者：歼-10为中国战机生产铸就全供应链体系

今年上半年，歼-10CE在外军空战中屡建奇功，击落多架敌方战机，而自身毫发无损。这一辉煌战绩再次将歼-10的研发历程推向了公众的视野，也让无数军迷对它的传奇故事津津乐道。实际上，歼-10的研发历程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它不仅展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自立自强精神，更标志着我国在战机生产上构建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歼-10战机的传奇故事，始于1982年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时刻，被誉为“歼-10之父”的宋文骢，当时正身处贵州的中国航空科研与生产基地，致力于歼-7Ⅲ飞机的试制工作。就在这年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的平静，通知他前往北京参加一场关于新歼方案的重要论证会。

会议前夕，宋文骢和同事们被告知，新歼方案已基本确定，只是需要成都所的专家们前去“参谋参谋，完善一下方案”。1982年2月，新歼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在北京召开，成都所的宋文骢、成志明、谢品和王子方受邀出席。然而，在预备会后，他们却被告知需要准备方案汇报，这让宋文骢感到有些意外。

在正式会议上，宋文骢获得了宝贵的15分钟发言时间。为了这次发言，谢品从其他单位借来了明胶片，他们加班加点，从现有资料中摘录了鸭式布局飞机的图形、基本数据和重要性能曲线，谢品更是亲自绘制了新歼方案的俯视图和性能表。

宋文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万分。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竟然能投入如此巨资研制新歼，实属不易。我们要打造一架真正属于中国的先进战斗机，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而要实现自主创新。”

正是这种远见卓识，让宋文骢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专家的热烈掌声，新歼方案也因此从“基本定了”转变为“继续论证”。经过长达两年的论证，直到1984年2月，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的新歼布局方案会议上，成都所的鸭式布局方案最终被确定为新歼方案，这便是后来名震天际的歼-10飞机。

1986年7月14日，宋文骢正式被任命为新歼（歼-10）总设计师，时年已56岁。面对年龄的质疑，宋文骢总是笑着回应：“能否在我手中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现代飞机设计研制人才。”

在宋文骢的带领下，歼-10工程团队不仅培育了大量的年轻人才，还接过了老一辈航空人的接力棒，成为了后续歼-20等型号研制的骨干力量，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云松，这位在飞机设计领域深耕32年的资深专家，至今仍对那段研制歼-10的时光记忆犹新。在《环球时报》的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自己1993年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于歼-10团队的经历。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相较于建所初期有了显著改善，但与今日相比，那段岁月依旧充满了艰辛。在严寒酷暑交替的环境中，没有空调的厂房里，他和同事们一起默默耕耘。

“从歼-10的部装开始，我就一直配合成飞的生产，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发，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自主研制的型号，面对的问题和压力都很多，所以当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时，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尽管之后经历了更多次首飞，但那次成功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任云松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豪。

《环球时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歼-10立项之初就设定了三大目标：研制出适应2000年后作战环境、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飞机；建立第三代飞机研制和先进歼击机研制的专业基地；培养一支高素质、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航空技术人才队伍。从歼-10系列化及其后续型号的发展来看，这些目标都已一一实现。

谈及此，任云松还提到，歼-10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国战斗机的生产打造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推动了国内成品厂、材料、元器件等领域的全面升级。在战机发展的关键时刻，成都所凭借自立自强的精神，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成都所科研人员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探索精神。无论是经验丰富的长者还是年轻的科研新秀，他们都对未来的发展充满热情。这种精神与成都所自创立之初就注重的未来发展战略探索相得益彰。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但我更认同‘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好坏’。因为一旦方向错了，几乎无法挽回，而细节上的失误，通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谢品在谈到研制歼-9时的经历时说道。当时，成都所研发出了“拦射武器系统”，但对于这套系统的具体运用，他们并不清楚。于是，谢品向所里提交了报告，建议成立“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专业小组，专注于空中作战和未来型号的研究。这种前瞻性的思考和行动，正是成都所不断向空天领域迈进的动力所在。这一提议得到了成都所领导班子的高度认可。谢品回忆道，当时担任副所长的谢光明确表示，这项任务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充满挑战。他强调，从事这项工作意味着要隐姓埋名，因为研究的对象是未来二十到三十年的先进装备，保密工作必须做到极致。“等到这款装备成功立项，你们就要着手研究下一个项目了……你们能接受这样的连续挑战吗？”面对这样的质疑，谢品毫不犹豫地回答：“没问题！”

这个小组的核心任务便是进行前瞻性的预研工作。如今，许多军迷都对中国战机装备“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战略方针耳熟能详，而当时的成都所，早已将这种前瞻性的工作作风贯彻到研发的每一个环节。

谢品透露，在歼-9项目终止后，宋文骢领导下的“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小组”被赋予了大胆探索新方案的重任，鼓励各种创新思维，并要求每年至少提出几个新的歼击机设计方案，以备不时之需。这些精心设计的方案，为后续歼-10和歼-20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预研，被视为一种明智的“战略布局”。在预研小组的大力支持下，成都所的飞机研制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11年1月11日，歼-20的首次飞行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在歼-20的预研工作启动之际，歼-10甚至尚未完成首飞。而被誉为“空中杀手”的歼-10C战机，其首飞时间甚至早于立项时间。进入新世纪，成都所的这一优势也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了无人机领域，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首2000年，聂勇刚刚踏入成都所的大门，便亲身见证了我国无人机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时，他感慨万分，说道：“无人机在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而这背后，是成都所多年来不懈努力的成果。事实上，早在1996年，成都所便已敏锐地捕捉到了无人机领域的巨大潜力，并开始了相关研究。我们根据当时的作战需求，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并提出了系列解决方案。这些努力，为我国后续一系列无人机型号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聂勇刚继续阐述道，在我国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探索初期，成都所承担了研制前几款大型无人机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新兴的航空装备领域，当时国内并无现成的设计、研制经验可供借鉴。面对这一挑战，成都所的科研团队只能从零开始，一个一个地摸索，一个一个地克服困难。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断积累经验，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整套全新的大型无人机研发流程。这个过程，既艰辛又充满挑战，但也充满了成就感。

自立自强，勇闯新路，这是中国航空工业不懈的追求。2024年，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歼-20S双座机以其独特的风采亮相，成为焦点。据任云松介绍，这款歼-20S并非沿袭传统双座机的路子，而是根据我国自身需求量身定制，这一创新之举标志着我国军机研制已彻底摆脱对外国军机的依赖，实现了自主研发的飞跃。

回顾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从歼-10到歼-20，成都所不仅实现了从追赶者到并行者的跨越，更在创新之路上不断突破，实现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并驾齐驱甚至创新超越的辉煌成就。在成都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精神熏陶下，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不断汲取力量，勇攀科技高峰。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的探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太空。2024年中国航展上，“昊龙”货运航天飞机的惊艳亮相，更是标志着成都所向九天之上发起的勇敢进军，展现了我国航空工业迈向太空的决心与实力。

“昊龙”货运航天飞机，这一我国航空工业的璀璨明珠，其图片源自成都所。在当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深入贯彻“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的“四个一代”战略布局下，成都所正以其坚实的步伐，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正如任云松所言：“正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言，成都所必将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锐意进取，未来定将推出更多闪耀着我国智慧与力量的国之利剑！”这句话不仅展现了成都所的雄心壮志，也映射出我国航空工业不断突破、勇攀科技高峰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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